元 赵孟 秀石疏林图卷 纸本 墨笔 故宫博物院藏
张彦远在《历代名画记》中说：“国朝吴道玄，古今独步，前不见顾、陆，后无来者，授笔法于张旭，此又知书画用笔同矣”。赵孟在《秀石疏林图》中说：“石如飞白木如籀，写竹还应八法通，若也有人能会此，方知书画本来同”。没错，画坛巨擘周p、唐寅、石涛、八大、吴昌硕、任伯年、齐白石等都是书法高手。以书显世的王僧虔、苏轼、米芾、s山谷、赵孟、董其昌、蒲华、赵之谦等同样是绘画大家。如此看来书画同源是对的。但后面应加一句，同源而不同流。
打开历史画卷，纵观我国古代前贤书画大家，几乎诗书画印个个全能。书信题跋，信手拈来满篇珠玉。绘画无论山水，人物，花鸟样样烂熟，纵横捭阖，竖抹横涂皆成天趣。这让高度发达的今天的我们难免汗颜。休言全能，诗、书、画、印，每一项倾其毕生未必至臻。我本人是从书法转向绘画的，几十年的实践经验，我深深明白，书画互补或互换，十分不易，有时真的难得哭笑不得。
自上世纪70年代始，我先后于米芾、沈曾植、于右任、王铎间下过较大功夫，线条的收获亦颇丰。但当我转向绘画时，绘画的最大语言――线条，我却不会用了。而且长时间书法线条用不到绘画当中。我陷入深深的苦恼之中，甚至怀疑自己是否是块画画之料。
大量接触画家以后，发现很多绘画大家对于书法存在同样的困惑。他们临不了帖，准确说是进不去帖。可有一点，他们只要临到一点书法东西，马上可以举一反三地用到画中。但书法还是站不住一家，笔法相对还是单调而缺少变化。
书法与绘画，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艺术门类，有着完全不同的游戏规则与语言。但又有着扯不断的血脉相连。画是写出来的，字是画出来的。不仅以书入画，还须以画入书。画意左右字的境界，线条决定画的高度。二者既存不同，而又难解难分。有人说，画家的字永远不可能与书法家一样。书法家的画也永远不可能与画家一样。此话也对，但又不完全对。
之后许多年，在绘画造型上我作了大量深入探索，把绘画造型像背英语单词般反复训练，熟之再熟。慢慢地我感觉书法线条可以应用到绘画上来了。画可以写出来了。“熟能生巧”在此非常妥帖。
书画借鉴与修为，线条用法有讲究。书法有极其森严的规范与标准，线条是不可轻易改变的。但用到化境，不但可以改变，而且可以千变万化，率意天真时，妙不可言。
绘画中线条，需要表型。书法家线条锤炼非常有素。但用作画画时却受到极大制约，很难以书法线条和书法语言来完成绘画造型要求，这里面致命的原因就是缺少绘画造型的基本训练。写意也好，写实也罢，首先要做到拿线造型。也就是说线是围绕造型、服务造型的，据造型之需要而随机改变，把书法中起承转合，顺、逆、侧、卧信手拈来，让绘画造型具有书法线条的音乐感，节奏感与舞蹈感。
由此可见，无论书、画，跨界如跨行，须经一痛苦的摸索与适应期。时间有多长，很难说准。也许很快可以解决，也许终生难脱窠臼。从现实作品来看，大量的画家毕生解决不了线条问题。大量的书法家，已近耄耋，线条徘徊在绘画之外。张彦远说画家吴道子教授书法家张旭笔法，可见吴道子是已经“通关”了的。吴怎么通的关，以及诸代画家是如何做到书画双通的，很少有先人提及。但从董其昌论述中可窥一斑。
董其昌在一篇论书画中说：“画与字各有门庭，字可生，画不可不熟。字须熟后生，画须熟外熟。”董其昌把书、画作了深刻的剖析，既指出书画是两个不同的途径，指出了书须生，画须熟的必须规律。字熟则俗，画生则涩。又指出书画跨界确非易事。在充分认知的前提下，须经一番苦功夫方达融通。这前提是首先认知。
在长期艺术实践中，我认识到画风与书风须相得益彰。什么样的画用什么样的线条来表达，什么画风，题什么样风格的款识亦须讲究。场面宏大、冲击力较强，应配刚烈而厚重之体。亮丽柔和画作应配甜而秀美书体。焦而苍茫之作应配乱头粗服之书，古拙雅稚篇幅应配禅意简约之体。书画家除通关之外，还应具备多种不同风格书体的能力，做到风格合拍，浑然一体，天衣无缝。
书画全能，谈何容易。
但前贤用事实告诉我们，完全可以做到。唯有思考、实践与勤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