每观唐初四家的书法作品，都有情不自禁之感觉，想到书如心画的道理，赏之有兴。
书法艺术，是一种形式单纯而意蕴丰富的意钟爱艺术，它具有巨大的艺术魅力和很高的技术性和形式感。因此，它是风雅、斯文、高洁的艺术。作为一种艺术门类，光有艺术形式是远远不够的，艺术的最基本的特征是要表现人的情感。作为一件成功的书法作品，它必须将作者的思想感情喜怒哀乐在书法作品中体现出来，从这个角度上讲，书法与写字存在有本质上的区别。中国书法，作为一种艺术门类，能够达到如唐代孙过庭所说的“达其情性，形其哀乐”，应该是从魏晋才开始成熟的。魏晋以前的书法，并不视艺术表现为主要目的，甲骨文、金文、秦汉石记得等在书和刻时，结构上有虚实、匀衡、疏密之讲究，但那仅仅是去表现书、写者的情感。因此，魏晋以前的可赏性文字，从艺术的角度来讲，它还并不成熟。但它们作为书法艺术发展道路上的里程碑，其书法意义与特征，仍属书法艺术的重要范畴。当书法作为艺术在魏晋时期成熟以后，“达其情性，形其哀乐”则成为书法作为艺术的最基本的特征。
清代刘熙载《艺概・书概》中说：“书，如也，如其学，如其才，如其志，总之曰，如其人而已。”“贤哲之书温醇，骏雄之书沉毅，畸士之书历落，才子之书秀颖”。《宣和书谱》云：“鲁公平生大气凛然，惟其忠贯日月，识高天下，故精神见于翰墨之表者，特立而兼括。忠臣烈士，道德君子，端严尊重，使人畏而爱之。”书法既可见性情，更可见人品。书法艺术运用线条的运动节奏，造型成“势”，而表现出“骨力”；墨色的淋淳挥洒，则蓄积着“韵”，表现出“气”，通过骨势气韵的流动变化，表现出书者情感的波动节律。个性的阴阳刚预想、人格的刚正邪佞、理想的追求寄托，知识的积淀理解、生活的进退沉浮等，通过极富艺术表现力的线条，以深厚的功力和纯熟的技巧表现出来，从而抒写自己的思绪情怀。因此，书法艺术透过书法线条的形式所呈现出来的则是“人”的文化。这就是所谓的“书如心画”。
观唐初四家的作品，无不体现出书如心画这一真理。唐初四家即指欧阳询、虞世南、遂良和薛稷。如从承袭关系及书法风韵上来说，可把四家分为两个类型，欧阳询和虞世南较为接近,而褚遂良与薛稷则较为类同。这种类型上的差别，与他们每个人所处的时代及个人阅历有着直接的联系。欧阳询和虞世南都做过隋朝的官员，特别是虞世南曾经是隋炀帝的近臣。入唐后，他俩同为弘文馆学士，欧阳询官至太子率更令，虞世南官至秘书监，均在唐初以学者著称。其书法风格也较为近似，均为瘦劲型书体，欧阳询以劲险峻厉，虞世南以外柔内刚著称于世。褚遂良和薛稷均属欧、虞之晚辈。特别是薛稷，比褚遂良还小五十多岁。褚遂良官至中书令，后受太宗遗诏为辅政大臣，薛稷官至太子少保、礼部尚书，他俩均属唐朝的达官显贵，其书法风格均以丰艳流畅著称于世。
从师承关系上来讲,欧阳询初学王羲之，后兼学王献之，其笔力险劲瘦硬，意态精密俊逸；虞世南以王羲之七世孙智永为师，妙得其体，所书笔致圆融遒逸，外柔内刚，风神潇洒，人谓其法书得王献之规范；褚遂良初学虞世南，后取法王羲之，因其父亲与欧阳询关系甚好，故又受欧阳询的影响，其早年书法以《伊阙佛龛碑》、《孟法师碑》为代表，笔画带有北朝碑碑的遗意，唐高宗以后，其书一变唐初的方正严谨，笔画保留了部分隶意，藉王羲之流丽妍美、风神潇洒、韵致卓绝之书风，成为婀娜多姿的风格；薛稷曾从外祖父魏征家里见到虞世南、褚遂良的法书，遂精勤临仿，特别对于褚遂良书风的继承，可谓淋漓尽致。因此，他的书法基本上属于褚派范围，世传有“买褚得薛，不失其节”之语。由此得知，唐初四家之书，均师承“二王”，然而，其书法风格则名不相同，特别究其四家晚年之书，更能观其“人”的影子。
欧、虞书风的形成，有其历史根源，没有晋代的书法艺术，也就不会有欧虞之书，更不会有唐初四家。因此，讲欧、虞之书，就不得不讲晋人之书。
其一，魏晋以前，书写是官职比较低下的书佐、典签的事情，地位较高的士大夫是不为此事的，而到东晋时期，门阀士族子弟身居高位，他们都有很高的文化修养，尤精于书法，世代相传。当时最显赫的王、庚、谢、郗四大家庭中，如王羲之的父亲王旷、儿子王玄之、王徽之、王涣之、王操之、王凝之、王导的儿子王，王洽的儿子王荟，王献之之女王神爱；谢安的兄弟谢万、谢奕的女儿谢道韫、儿子谢敷；庚亮之弟瘐冰；郗鉴的女儿郗氏（王羲之之妻）、郗值钠拮痈捣蛉说龋都是书法能手。他们在长达百年间的东晋时期一直身居高位，其中王神爱还是晋安帝的皇后。在书法艺术上，他们之间相互标榜，相互影响，使东晋的书法艺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和发展。一代“书圣”王羲之就是时代所造就出的典范。王羲之先学魏钟繇，后学卫夫人，因之早年的书法风格是比较质朴的，后来由于王羲之的觉悟突然为之一变，据说是受王献之的劝说，其书法风格从质朴变为流丽妍美、丰神潇洒、韵致卓绝的新书风，“古质而今妍，数之常也。爱妍而薄质，人之情也。”由此而确立了王羲之的书法地位，近而其书风浒将书法逐推进到更高的层次，使东晋的书法充满着激情，也使书法作为门类艺术走向了真正的成熟阶段。经过南北朝时期的进一步发展，遂有北碑南帖之说，隋朝的统一，则将南北书风有机地融合在了一起，欧、虞即是在这一大融合背景下诞生出来的。因此说，欧、虞的出现，首先是一种时代的产物。
其二，魏晋的玄学之风从某种程度上，改变了文人的思维方式，表现在性格上则是风神潇洒、不滞于物，崇尚自然，言则简约玄谈、行则畅志通达，北京大学宗白华先生在《论〈世说新语〉和晋人的美》中说道：“这优美的自由的心灵找到了一种最适宜于表现他自己的艺术，这就是书法中的行草。行草艺术纯系一片神机，无法而有法，全在于下笔时的点画自如，一点一指皆有情趣，至头至尾，一气呵成，如天马行空，游行自在。”人的性格在书法中的体现，标志着书法的成熟，成熟的书法艺术又给书法者以全面的启迪。欧、虞初学“二王”，既得晋人之法，又得晋人思维方式的影响，他们把这种法和情反归到楷书上，使楷书在魏楷的基础上融进了行法，因而能使欧虞独树一帜。
其三，欧虞做为文人，都有其坚韧的性格，《旧唐书・虞世南列传》载：“世南性沉静寡欲，笃志勤学。少与兄世基受学于吴郡顾野王经十余年，精思不倦。”“陈灭，与世基同入长安，俱有重名，时人方之二陆。时炀帝在藩，闻其名，与秦王俊书交至，以母老因辞，晋王命使者追之。大业初，累授秘书郎，迁起居舍人。时世基当朝贵盛，妻子被服拟于王者。世南虽同居，而躬履勤俭，不失素业。”“太宗尝命写《列女传》以装屏风，于时无本，世南暗疏之，不失一字。太宗开春宫，迁太子中舍人。及即位，转著作郎，兼弘文馆学士。时世南年已衰老，抗表乞骸骨。诏不许，迁太子右庶子，固辞不拜，除秘书少监”。“世南虽容貌懦懦，若不胜衣，而志性抗烈，每论及古先帝王为政得失，必存规讽，多所补益。太宗尝谓侍臣曰：‘朕因暇日与虞世南商略古今，有一言之失，未尝不怅恨，其恳诚若此，朕用嘉焉。群臣皆若世南，天下何忧不理。’太宗以是益亲礼之，尝称世南有五绝：一曰德行，二曰忠直，三曰博学，四曰文辞，五曰书翰。”由此能够窥视到虞世南的人品及性格。欧阳询的生活背景比较特殊，其父为南朝陈广州剌史，“以谋反诛。询当从坐，仅而获免。陈尚书令江总与纥（询父）有旧，收养之，教以书计。虽貌甚寝陋，而聪悟绝论，读书即数行俱下。博览经史，尤精《三史》，在隋为太常博士。高祖微时，引为宾客”。“武德七年，诏与裴矩，陈叔达撰《艺文类聚》一百卷”。“贞观初，官至太子率更令、弘文馆学士，封渤海县男，年八十余卒”（《旧唐书・儒学》）。欧阳询由于生活背景的特殊，自始至终基本上以纯学者的身份出现，因此，传统知识分子的人格、行为准则等则必然会在欧阳询身上有所体现。欧阳询与虞世南相比，文人气息则更浓一些，在思想、行为上，亦显得较为温和，表现在书法上，欧阳询虽学王羲之，但由于他的性格使然，很难与所谓的“晋人风度”相适应，因此其书法并没有明显的王书韵神，而确有魏楷之风骨。欧书有戈戟森严之险峻气势，更有变化绝妙的严紧结构，兼有北碑劲峭之遗风，融有南贴清秀而参有篆隶之法。能博采众美于一炉，显见其性格，具有极大的包容性。虞世南的书法风格沉厚静穆，藏锋聚气，点画均有千钧之力，被誉为绵里藏针，境界极高，这与他忠直的性格，、广博的学识有着必然的联系。
其四，应该说，欧、虞之书是对魏晋以来书法艺术大发展的总结，这种书风的形成，当完成于隋朝，这是南北书风大融合的产物，欧、虞都在隋朝做过官，他俩都是南北书风大融合的参与者，更是继承者。按道理说，凭欧阳询和虞世南的人品、德行、学识及其对书法的理解和感悟，完全可以突破隋朝形成的书风，但因欧、虞曾任职于隋，入唐后未能积极进取，仅以知识分子固守其节的心态对待书法，晋人那种优美自由的情调色彩，未能身体历行，表现在书法艺术上，则显得墨守陈规，仅仅是将隋书之风推到了更高的层次。从他俩的书法风格中，我们也能看出，其书中都蕴含着一股无形的力量，这说明了他们都有冲破这种书风的欲望，只是心有余悸而未能施展罢了。其实，话又说回来，这正是他们个人阅历、性格对于时代的局限性，更是在其书风中的反映。
唐初四家中最突出的应数褚遂良，从他开始，唐代书法艺术的发展有了很大的转机。褚以虞为师，宗法王羲之，对后世学书者影响颇深，颜、柳均宗之。后人评其书为“字里金生，行间玉润”、“婉美华丽”、“一钩一捺有千钧之力”。褚遂良之所以占据突出的地位，亦非偶然。
其一，褚遂良的性格特征与虞世南极为相似；忠直、不屈于权贵。《新唐书・褚遂良传》记载：贞观“十五年，迁谏议大夫，兼知起居事。帝曰：‘卿记起居，大抵人君得观之否？’对曰：‘今之起居，古左右史也。善恶必记，戒人主不为非法，未闻天子自观史也。’帝曰：‘朕有不善，卿必记邪？’对曰：‘守道不如守官，臣职载笔，君子必书。’”褚遂良在任谏议大夫期间，数谏帝过，言语亦丝毫不让。其为人深得太宗信任，太宗临终前召褚遂良、长孙无忌为辅政大臣，高宗即位后，封褚遂良为河南县公，进郡公，“再岁，召拜吏部尚书、同中书门下三品，临修国史，兼太子宾客。进拜上书右仆射”。后高宗立武昭仪，褚遂良极力反对，为此，褚遂良屡被贬而死。忠贞不屈，不为权贵折腰是褚遂良人品、性格的体现，与虞世南性格的接近，是他能够承袭欧、虞书风的必备条件之一。
其二，聪明、博学，能超出常人，是褚遂良的又一特点，“太宗尝出御府金帛，购求王羲之书迹，天下争赍古书，诣关以献，当时莫能辨其真伪，遂良备论所出，一无舛误。”这说明了褚遂良不仅聪明博学，且对王羲之书法理解得相当透彻。“少师虞秘监，长则祖述右军。欧阳询甚重之。太宗尝谓侍中魏徵曰：虞世南死后，无人可以论书。徵曰，遂良大笔遒劲，甚得王逸少体。太宗即日召令侍书，甚重之”。由此可见，褚遂良的仕途顺畅，即因其能得“二王”之书要。
其三，褚遂良在隋大业末，曾为薛郡通事舍人，并没做过隋朝的官，其父也仅仅做过隋朝的散骑常侍。因之，入唐以后，其思维、行为没有任何余悸，这也是他秉直性格得以守恒的原因之一。这样，在其思想及行为上，则敢于开拓进取，表现在书法上，则是在继承欧、虞书风的基础上，藉“二王”风神潇洒、流丽妍美之风格，追求风神、气质、情致等笔意，又兼收北碑遗意，其书法行笔遒丽，体态流美，笔画虽瘦而实腴。成为婀娜多姿的风格。“遂良书多法，或仿钟公之体，而古雅绝俗；或师逸少之法，而瘦硬有余；至于章草之间，婉美华丽皆妙品之尤者”。
褚书在唐初的影响甚大，学褚书的书家很多，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薛稷。因笔者所见薛稷笔迹甚少，仅有《信行禅师碑》的局部印本，故不敢妄加评论，有史书云：“稷书学褚遂良，尤高绮丽媚好，肤肉得师之半，可谓河南（褚遂良又称褚河南）之高足，为时所珍，时称‘买褚得薛，不失其节’。”由是知薛稷书为褚派一系。但笔者观《信行禅师碑》之局部印版，并非褚遂良之肤肉，与褚之《孟法师碑》相比，其笔法确实相近，然《信碑》更显活脱一些，从《孟碑》看，其中仍有北碑之意，当为褚之早年的作品。如与褚《倪宽赞》相比较，则《信》、《倪》即有不同的立意。因此说，虽派为同类，然其特点仍然还是有区别的。此亦体现“书如心画”之道理，不同的人，亦必有不同的书。